党章诞生的地方——从“一大”到“二大”党的创建在此完成
2011-06-07


  

中共“二大”会址,当年的石库门建筑风貌如今风采依旧。记者 沈家善 摄



  “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个口号,几十年来回荡在华夏上空。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这个口号,是在上海,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政党章程,是一个政党的立党之本。《中国共产党章程》也是在上海举行的“二大”上诞生的。“二大”还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明确了“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即党的最高纲领。

  有意思的是,中共“一大”会址所在地,时名为树德里;“二大”召开之地,在当时的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现成都北路7弄30号)。一“树”一“辅”,两次代表大会都是我党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而在“二大”之后,中国共产党走出了“石库门”,走向更广阔的新天地。

  “二大”的七个“第一”

  从树德里“一大”会址到辅德里“二大”会址,步行不过20分钟。这短短一公里多路,对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却是非同寻常。

  1921年7月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但早期共产党人实践经验严重不足,尚未完全认清国情、社会性质和当时主要矛盾。正值“内忧外患”时期,国内军阀争夺加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帝国主义列强,也不断加强对中国的联合统治和共同控制。

  犹如黑暗中艰难的摸索,在“二大”会址纪念馆,记录着这样一段历史:从1921年7月到1922年6月底,党团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全国党员增加到195人,团员增加到5000人左右。这种情况下,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制定出符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革命纲领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那是历史的召唤——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在上海拉开帷幕。举行会议的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当时是李达的寓所。“一大”会议上,李达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时隔一年,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部分成员等,共12名共产党员集中到一起,召开了“二大”。

  在为期8天的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及《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9个决议案。对于这些,中共“二大”史料编纂委员会成员、中共“二大”纪念馆学术顾问王志明已是再熟悉不过。他说,《中国共产党章程》共有6章29条,详尽地规定了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也都作出具体的规定。

  这意味着,“二大”与“一大”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二大”第一次提出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制定了第一部 《党章》,第一次公开发表了 《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少年运动提出了要求,第一次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第一次提出了 “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至此,中国革命的形势向着更清晰的道路前行。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爆发的罢工斗争达 100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达30万人以上,工人的政治觉悟迅速提升,组织程度也明显提高,与此同时,党领导的农民、青年、妇女运动也展现出全新的面貌。

  “第12人”至今存“悬疑”

  今天,在闹市中,“二大”会址纪念馆是十分安静的所在。

  虽自1959年即成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二大”纪念馆直到2002年方建成开放,“当年为了编写‘二大’的书和纪念馆展览大纲,到上海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竟找不到一本关于‘二大’的专著,论文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其中论及‘二大’代表考证的只有一篇。今天的情况有了改观。”王志明说。因为少有人知晓和研究,有关“二大”的诸多细节,成了“悬案”。

  最基本的问题:“二大”的参加者都有哪些人。至今,学界仍猜测不断。

  目前,最权威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的提法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尚缺一人姓名不详)等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出席会议。

  目前,尚未完全确定代表资格的人员有:陈望道、邓恩铭、邓中夏、高君宇、向警予、项英、张太雷。

  也就是说,那一个至今“姓名不详”的“第12人”,有7个“候选人”——有人笑称为“7选1的第12名代表悬疑”。

  “实际上,名单中的前11位有好几个都曾被质疑。”王志明说,北京代表罗章龙,湖北代表许白昊,作为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人代表与会的李震瀛等都曾经引起过专家争论。

  王志明说:“这份名单的出处,是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整理出的一份名单,题为《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成分比例表》,这是迄今为止能够找到的时间最接近中共二大的珍贵史料。”

  当时,这份名单还列出一位“二大”代表的名字:毛泽东。但是在著名的《西行漫记》中,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会谈时明确说:“那年,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够出席。”

  至于目前未确定的7位“候选人”,似乎个个都有可能。比如邓恩铭,他与王尽美都是山东的党组织成员,一起参加了1922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会议。王尽美之子王杰还曾回忆,父亲曾提起当年是与邓恩铭一起参加大会的。那么,是否意味着两人都参加了“二大”?又如当时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陈望道或张太雷,既然中央之前已发出通告请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开会,在上海的他们似乎也不存在找不到地方的可能,有什么理由不参加?还有向警予,张国焘曾明确写道:“非正式代表列席会议的有张太雷、向警予等人。”李达在回忆中也提到“有向警予”,而且党在大会上专门研究了妇女问题,作为当时妇女运动领袖的向警予,完全有可能参加。

  或者,大胆假设一下,是否有可能代表不止12人?

  李达曾回忆说到会代表十五六人,张国焘讲正式代表只有9人,共产国际米夫则记录参加大会的代表共20人。“依当年党在初创期斗争的复杂与形势的严峻,完全存在这种可能。”王志明说,这也从侧面诉说着,中国共产党的起步维艰与发展不易。

  当然,在出现更新、更权威的历史文件资料前,可能永远只是可能。“二大”的悬疑还有很多。“我们欢迎更多的专家学者关注和研究‘二大’,也寄希望于发现更多第一手的历史文件与资料,或者有热心人提供更权威确切的线索,一起追寻那段真实的历史。”王志明说。

  让更多人与历史相遇

  “二大”纪念馆二楼展厅,展示着一份影印版的珍贵史料——“关于中共二大会议原址的会议描述”,那是李达妻子王会悟专门请人手绘的辅德里625号平面草图,图上连湖南篾篓子、自转椅、书架、床铺等都清晰可见。

  纪念馆常务副馆长杨嫣说起草图背后的一段故事。1954年2月,上海市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的同志,开始对党的“二大”会址进行寻找和踏勘。他们访问老居民,到档案馆查阅工部局历史档案,核对门牌号码今昔变更情况,最后拍下老房子的照片寄给李达、王会悟夫妇辨认。王会悟看了照片“感到非常亲切”、“引起了许多宝贵的回忆”,还随信附上那张平面草图。不久后,李达也亲自前往辅德里勘认,确认无误。根据李达回忆,各地同志都在这里接洽,各地组织的信件也寄往这里,陈独秀经常到此取阅各项文件,和他商谈事务。

  也是在这幢小小的石库门里,李达建起了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在此秘密编辑、出版了15种革命理论书籍,包括 “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等。

  与李达寓所紧挨着的辅德里632号,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所在地。学校开办于1922年2月。李达时任校务主任。王会悟协助管理学校的行政事务,因为党的经费紧张,李达从自己的稿费中,支付每月50元的房子租金。当时的女校学生“半工半读”,不仅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政治时事,还学手摇洋袜、毛衣勾结和缝衣做鞋。

  1959年5月26日,“二大”会址和平民女校旧址被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决定在此建立纪念馆,2001年7月正式启动修复和建馆工作,2002年建成后,2003年、2007年又先后拨款进行修缮扩建,2009年1月1日起向公众免费开放。

  站在纪念馆二楼露天平台,身后是当年李达曾经的卧室与书房。杨嫣说,平时这里的参观者并不多,恰逢建党90周年,今年参观高峰提前到来,最近每天都有近千名参观者。

  一直以来,纪念馆不断通过举办巡展、讲座等各种活动,进一步提高纪念馆知名度。今年,馆方策划了一系列主题活动。比如,“石库门里上党课 红色圣地学党史——听一堂特殊党课”,围绕“二大”历史,向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普及党的基本知识,并传播最新的党建学习内容,进行党性、党纪和先进性教育;“忆往昔峥嵘岁月 树党员学习新风——开一次交流座谈”,为参观者搭建交流平台,在“二大”会址开一场思想交流座谈会;“明灯指路 光影留痕——看一部红色电影”,通过50余部革命题材经典电影的回放和新增革命题材影片的选映,串联点滴光影记忆,重温往日。如果参观者有一天或半天,或只有1小时参观时间,工作人员都会推荐一套最佳方案。此外,“石库门里的红色记忆图片展”、“辅德里的‘昨天’和‘今天’——中共二大会址简史展”、“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展”等展览,也已从4月陆续推出……一切,都是为着红色记忆的光辉,在今天更加闪亮。

  静幽的“二大”会址,期待更多人探访,与那一段激情澎湃的历史相遇。(记者 栾吟之 梁建刚)